“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。”

这是张爱玲1942年在散文《更衣记》中所写的。如果问中国有什么传统服装，旗袍总能被提起。但旗袍的设计也经历过进化，从原先清教徒式的严冷方正变为妖娆冷艳。即将在爱丁堡艺术家展出的海派旗袍展就梳理了旗袍30年内的变迁。

1842年，清政府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使得上海成为五座通商城市之一。甲午战争和《辛丑条约》让上海成为最为西化的城市。在高楼大厦、声光电艺、百货商店、电影话剧等都市产物的刺激下，上海滩的时尚产业不断加速。到了1900年，这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居全国之首。“海派”成为上海时尚的时髦词汇。

1928年的上海外滩

尽管这里不像巴黎有Coco Chanel、Elsa Schiaparelli、Christian Dior那样著名时装设计师，但在江浙一带裁缝铺与绸缎坊的努力下，上海人的衣着仍旧常变常新。他们不仅使用巴黎的服饰式样，还讲流行风格引用到以中国传统式样为基础的服饰中，譬如旗袍。

旗袍的流行始于当时洋学堂女学生：齐耳短发，配以一袭宽松的蓝布长袍、立领、斜襟。醉心于男女平等之说的女学生蓄意要模仿男子，“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，具有清教徒的风格”，张爱玲在那篇散文中写到。

虽然旗袍之后逐渐被大多女性接受，当时守旧女子仍不敢尝试。1926年，《良友》曾报道过政府禁令，原因在于旗袍大面积地显示肌肤和曲线，认为它“有伤风化”。等到北伐战争打响后，旗袍借着“打倒旧传统”的呼声成为新女性的象征。

和满足传统服饰不同，人们在穿着旗袍时不着裙或长裤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同一时期的欧洲会发现潮流竟然惊人般相似，旗袍从构造来说和连衣裙并无差别。制作简便、容易获取则是旗袍之所以风行的主要原因——你既可以请裁缝上门量身定制，也可自己动手缝制。

至1930年代，城市的时髦群体已经用旗袍来取代传统的上衣下裙。“1920年代后期至1949年是旗袍的黄金年代，几乎每年都有新花样。”卞向阳在《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》中写道，下摆高低、立领高度、收腰松紧、袍衩长度、袖子长短与形状，甚至开襟形式都决定着时下流行。

在旗袍流行的初始阶段，穿着者主要是大胆的时髦女子。当时旗袍廓形较为宽敞，不显腰节，下摆在脚踝以上，刚好露出平跟皮鞋。袖子多呈喇叭状，略过肘部。学生以素色、几何纹、条格纹等不俗面料为主，大家闺秀则偏好以丝织品制衣。

上海早期旗袍多由绸缎庄制作。“买布料的地方通常就有两裁缝在旁边，一条龙服务。”卞向阳说：“当时上海绸缎庄很多很多，例如老九和、老九章。”后来很多西式时装店也兼做旗袍。面料取材广泛，多以丝、棉织物为主，部分为毛、人造丝、天鹅绒。一般与西式大衣、外套、毛衣、马甲等配套穿着。

老九章包装纸

从1927年开始，下摆线不断上升，从小腿中部移至膝盖，腰部则通过侧缝有所内收。1940年的《良友》曾刊发《旗袍的旋律》，当中提及：“当时的西洋女子正在盛行短裙，中国女子的服装也受了影响。”和缩短了的袍长相呼应，衣袖不仅口部虽小，有些长度也向上提升至肘。阔花边渐渐代替了嵌线和滚条。

1930年代起，旗袍的下摆线从高到低，1935年达到拖地的极限，随后又逐渐上升。“领子和裙衩也跟着从低到高，在从高到低回落，很奇特，这完全没有理由可以来解释。”卞向阳说道，就连衣袖也是从短袖、长袖到无袖交替变化。

如果说1920年代的旗袍时尚与巴黎女装尚有一定时间差，那么1930年代的旗袍流行于巴黎则几近同步。“巴黎新出的衣服通过海运，差不多半个月就能到上海。”卞向阳说，“香港人要做衣服很多也是跑到上海来。”与此同时，西式的肩缝、胸省、腰省、揿纽、拉链逐渐为旗袍所吸收采用。甚至纯西方三维立体剪裁的“改良式”旗袍也应运而生。

等到抗战烽火燃起，中国就和欧洲一样崇尚节约。《申报》还特地刊登文章向大众介绍如何将长旗袍改为短旗袍，以应对战时物资短缺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上海的旗袍曾一度受到好莱坞电影明星衣着影响，收腰极紧。

和所有手艺人一样，拥有精湛制衣技巧的旗袍师傅越来越难寻。

1949年前后，一批裁缝跑去香港谋生，那里有条上海路，挤满了旗袍、西装店。电影《花样年华》说的是1950年代的香港，“其实面料都是上海40年代的流行款，例如条纹、印花、刺绣”。1970年代后，华人界穿旗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而事实上，穿旗袍的机会也少得可怜，无非公司年会或结婚典礼。“现在渐渐开始时兴商务旗袍，便于穿着，例如针织、低领。”卞向阳说：“这或许是条延续旗袍文化的路子。”